《春秋经》皆“承告而书”
刘知几曾以“惑经”为题，对《春秋经》提出“未谕者十二”“虚美者五”的责难。可谓振聋发聩。其一曰：“赵孟以无辞伐国，贬号为人；杞伯以夷礼来朝，降爵称子。虞班晋上，恶贪贿而先书；楚长晋盟，讥无信而后列。此则人伦臧否，在我笔端，直道而行，夫何所让？奚为齐郑及楚，国有弑君，各以疾赴，遂皆书卒？”而赵盾则谓其“反不讨贼”，许大子因“药不亲尝”，却皆强加上“弑君”之恶名。“嫉恶之情，岂其若是？”二曰：“又案齐乞野幕之戮，事起阳生；楚比乾溪之缢，祸由观从，而《春秋》捐其首谋，舍其亲弑 ，亦何异鲁酒薄而邯郸围，城门火而池鱼及？”其三曰“善恶必书，斯为实录。观夫子之修《春秋》也，多为贤者讳。狄实灭卫，因桓耻而不书；河阳召王，成文美而称狩。斯则情兼向背，志怀彼我。苟书法其如是也，岂不使为人君者，靡惮宪章，虽玷白圭，无惭良史也乎？”四曰“哀八年及十三年，公再与吴盟，而皆不书。桓二年，公及戎盟则书之。戎实豺狼，非我族类。夫非所讳而仍讳，谓当耻而无耻，求之折衷，未见其宜。”五曰“略大存小，理乖惩劝。”六曰名讳不一。七曰弑杀不分，君臣靡别。八曰隐讳失当，“且案汲冢竹书，《晋春秋》及《纪年》之载事也，如重耳出奔，惠公见获，书其本国，皆无所隐。唯《鲁春秋》之记其国也，则不然。国家事无大小，苟涉嫌疑，动称耻讳，厚诬来世，奚独多乎？”九曰褒贬不一沿革无定。十曰史实不明，缺略难知。十一曰“凡书异国，皆取来告。苟有所告，虽小必书；如无其告，虽大亦缺。故宋飞六鷁，小事也，以有告而书之。晋灭三邦（谓灭耿、灭魏、灭霍），大事也，以无告而缺之。用使巨细不均。繁省失中。”十二曰“盖君子以博闻多识为工，良史以实录直书为贵。而《春秋》记它国之事，必凭来者之辞；而来者所言，多非其实。或兵败而不以败告，君弑而不以弑称，或宜以名而不以名，或应以氏而不以氏；或春崩而以夏闻，或秋葬而以冬赴。皆承其所说而书，遂使真伪莫分，是非相乱。”推此十二“未谕”，其实根子是一个，《春秋经》皆承来告而书，并未经孔子笔削。
春秋时期，凡建立了邦交之国，皆互通使者，报告各国发生的大事，而史官则凭来告而书于史策。《左传》隐公十一年，“郑伯以虢师伐宋。壬戌，大败宋师”《春秋经》不书。《左传》解释道：“宋不告命，故不书。凡诸侯有命，告则书。不然，则否。师出臧否亦如之。虽及灭国，灭不告败，胜不告克，不书于策。”
《春秋经》皆凭来告而书。这在《左传》中，可以找到很多证明。如：
“十四年春，顷王崩。周公阅与王孙苏争政，故不赴。凡崩、薨，不赴，则不书。祸、福，不告亦不书，惩不敬也。”──《春秋左传·文公十四年》
“使王叔氏与伯舆合要，王叔氏不能举其契。王叔奔晋。不书，不告也。”──《春秋左传·襄公十年》
“八月，纪人伐夷。夷不告，故不书。”──《春秋左传·隐公元年》
由此看来，显然，《春秋经》的书不书，并非由孔子笔削，而取决于史官的“承告”。
再举个例子来说，鲁僖公二十四年，晋公子重耳在秦穆公的帮助下，回国夺取了君位，派人杀死了晋怀公。这是历史上的一件大事，但《春秋经》却未书。按照孟子所说，《春秋》“其事则齐桓晋文，其文则史，其义则丘窃取之”，晋文之事是孔子《春秋》所关注的重点，如果《春秋经》真是孔子所作，孔子对此决不应不置一辞。《春秋经》究竟为什么没写？《左传》对此有明确的记载：“二十四年春，王正月，秦伯纳之。不书，不告入也。……壬寅，公子入于晋师。丙午，入于曲沃。丁未，朝于武宫。戊申，使杀怀公于高梁。不书，亦不告也。”说明《经》的不书，是因为晋国未派人报告鲁国史官的缘故。否则，无论从“礼”或从“春秋大义”的角度，都不该不写。而从孔子来说，他对这一段历史是清楚的。这不仅从上面孟子的话可以证明，而且《史记·晋世家》亦有记载：“孔子读史记至文公，曰：诸侯无召王，‘王狩河阳’者，《春秋》讳之也。”可见孔子读过晋史，对晋文公的史迹是了解的，同时也读过今之《春秋经》，其所记“天王狩于河阳”，即孔子所看到的《鲁春秋》原文。《史记·周本纪》对此有相同的记载：“晋文公召襄王，襄王会之河阳。诸侯毕朝，书讳曰‘天王狩于河阳’”。诸侯朝会，能有权“书”的，自然只能是史官，而不可能是孔子。案杜预引汲冢竹书《纪年》曰：“又称周襄王会诸侯于河阳，即《春秋》所书‘天王狩于河阳’，以臣召君，不可以训也。……若此辈甚多。略举数条，以明国史皆承告据实而书时事”（同前）杜预的话，说明别国之史书亦未写晋文“召王”之语。《春秋经》之“讳”并非出自孔子，《竹书》正可作最有力的佐证。
春秋时期，各国发生的许多大事，由于政治外交等多方面的因素，未能报告鲁国，因而《春秋经》便有许多当书而未书者，这从《左传》的记载中，我们还可以找到许多例子。如哀公元年，吴国打败越国，占领了越国，《春秋经》同样没记载。《左传》记道：“吴王夫差败越于夫椒……遂入越……不书，吴不告庆，越不告败也。”春秋时期，灭国甚多，但许多国家由于种种原因，不一定报告鲁国史官，所以《春秋经》书得不多。闵公元年，晋灭三邦耿、霍、魏，《春秋经》都没有书。计春秋时期灭国之数，据《左传》记载，有五十二，而《春秋经》仅记三十四。兴亡继绝，这是孔子十分重视的事情，灭国之事，孔子岂能笔削而不书？
刘知几批评《春秋经》“凡书异国，皆取来告。苟有所告，虽小必书；如无其告，虽大亦缺。故宋飞六鷁，小事也，以有告而书之；晋灭三邦，大事也，以无告而缺之。用使巨细不均，繁省失中，……夫子既撰不刊之书，为后王之则，岂可仍其过失，而不中规矩者乎？”(1)刘知几的责难，是信奉“圣人作经”的经学家们无法辩解的。
《春秋经》详小略大、当书而不书者，比比皆是。顾炎武于《日知录》“王入于王城不书”条云：“襄王之复入，左氏书‘夏四月丁巳王入于王城’，而《经》不书。‘其文则史’也。史之所无，夫子不得而益也。《路史》以为襄王未尝复国，而王子虎为之居守，此凿空之论。”(2)又于“襄公二十年”条下，写道：“其出不书，其入不书，以《路史》之言例之，则是未尝出未尝入也。庄王僖王顷王崩皆不书，以《路史》之言例之，则是未尝崩也，而可乎？赵氏曰，《春秋》王崩三不书，见王室不告，鲁亦不赴也。……事莫大于天王之入，而《春秋》不书，故夫子之自言也，曰述而不作。”（3）周王之出奔和驾崩，都是历史上的大事，孔子若有权“修”国史，岂能略而不书？
对于“不书”者，《左传》中有明确点明其为史官所为的，如桓公十七年《经》书：“冬，十月，朔，日又食之。”《左传》曰：“不书日，官失之也。”僖公十五年，《经》书：“夏，五月，日又食之。”《左传》又曰：“不书朔与日，官失之也。”如果可以笔削，孔子为什么不把官失之处给予补正呢？
杨伯峻先生（《春秋左传注·前言》）曾引《左传》中的有力证据，说明《春秋经》非孔子作，而是史官承告而书。《左传》襄公二十年记载：“卫宁惠子疾，召悼子曰：‘吾得罪于君，悔而无及也。名藏在诸侯之策，曰孙林父、宁殖出其君。君入则掩之。若能掩之，则吾子也。若不能，犹有鬼神，吾有馁而已，不来食矣。’悼子许诺，惠子遂卒。”悼子后来信遵父命，于襄公二十六年杀殇公，复立献公。而今之《春秋经》果书为“卫侯出奔齐。”而不书宁殖之罪——这可能是卫悼子利用权势，努力实现其父嘱托，通过特殊关系修改了《鲁春秋》的结果。若如《春秋经》真的经过孔子“笔削”，无疑会予以“修正”，还其本来面目，而不该听凭这样的“乱臣”如愿以尝地隐讳其驱逐国君的大逆不道。
吕大圭说：“《春秋》因鲁史而成文者也，史之所有，圣人因之；其所无者，不能以意度也。史之所述，圣人定之；其所缺者，不敢以强补也。圣人作《经》，以示万世，因未尝有一毫私意参与其间，而顾欲窃褒贬之权以自尊乎？且鲁一国也，夫子匹夫也，夫子因一国之史而欲以律天下之君大夫，则是私鲁也。以匹夫之微而欲以窃天子之刑赏，则是私己也。圣人宜不为是也。故《春秋》者，纪实之书也。“（4）《春秋》既是“纪实之书”，其缺不能补，其误不能正，则孔子还“笔”什么“削”什么？
有的学者举《史记》中的唯一的一条可疑之处，作为孔子“修”《春秋》的证据——《赵世家》记载：“孔子闻赵简子不请晋君而执邯郸午，保晋阳，故书《春秋》曰：赵鞅以晋阳叛。”考鲁定公十三年《经》记：“秋，晋赵鞅入于晋阳以叛。”如孤立地看，似乎确有这么回事，但如把上述的全部史实联系起来看，就不能不使人怀疑，孔圣人既然连包括日月天象在内的大量缺失谬误都不敢补正，何以独独于此处敢斗胆破例记载？如果孔子有权修《春秋》，为何对《经》中的大量严重失误视而不见，甚至于庇护弑君的乱臣贼子？这不是对孔圣人的莫大侮辱吗？