《史记》“贬天子”的书法与《春秋》思想的内在渊源
从表面上看《史记》“贬天子”的书法无疑是与以“尊王”为第一要义的《春秋》背道而驰的，“尊王”在《春秋》中表现为“尊尊”之义。《春秋》有“三讳”之说，其最要者即《春秋公羊传》所言“为尊者讳” 此点在《春秋穀梁传》则释为“为尊者讳耻”，而《史记》在此点上无疑又是与《春秋》“尊尊”之义格格不入的。值得注意的是，在《史记•太史公自序》中引董生所谓“贬天子，退诸侯，讨大夫”，在《汉书•司马迁传》中则将“天子退”删去，成为“贬诸侯，讨大夫”，宋真德秀《文章正宗》卷十二《议论八•董仲舒论〈春秋〉》，自言其文出自《太史公自叙》，而亦作“贬诸侯，讨大夫”，与《汉书•司马迁传》如出一辙。这更加深了我们认为《史记》“贬天子”的书法是与《春秋》大义相背离的印象。
那么《史记》“贬天子”的书法与《春秋》之义究竟存在着何种关系呢？是《史记•太史公自序》抑或是《汉书•司马迁传》更符合《春秋》之义呢？在此问题上，学术界尚存在着某种分歧。清末李笠在《史记订补》一书中指出“孔子作《春秋》，所以扶君抑臣，明上下之分，故曰‘达王事’也。‘贬天子’非其义矣。”日人泷川资言在《史记会注考证》中曾引用李氏之言，虽有个别文字与今本略有出入，无疑又表明了泷川氏的立场。陈其泰先生亦持与以上两位学者相同的看法，认为“贬天子”是“与孔子本意和《春秋》内容不合”。而与此三者相对立的是钱穆及徐复观先生，钱氏认为“太史公《史记》，是学《春秋》的”，“贬天子”也是近似《春秋》“贬天子”的，徐氏认为“贬天子”是符合《春秋》之义的，不过班固则“深不以史公援《春秋》贬天子之义为然”。
其实在上述两派的讨论中，无疑就忽视了一个重要问题，即“贬天子”问题的提出，并不是太史公个人的见解，实际上是承继董生的，而董生依据《史记集解》中所引服虔言：“仲舒也”，正是指董仲舒。故问题的解答只能回到董仲舒的思想之中，才能找到真实的答案。
《春秋繁露•王道》言：“孔子明得失，羞贵贱，反王道之本。讥天王以致太平。……天王使宰喧来归惠公仲子之上赗，刺不及事也。天王伐郑，讥亲也，会王世子，讥微也。祭公来逆王后，讥失礼也。刺家父求车，武氏毛伯求赙金。”《春秋繁露》中所言的种种“讥天王”的现象已经得到杨树达及施之勉先生的足够重视，成为施之勉先生借以反驳泷川资言在《史记会注考证》中认为《史记》“贬天子”背离《春秋》之义的有力依据。而杨树达先生通过将《春秋繁露》与《春秋三传》相印证，发现《春秋繁露》中存在的种种“讥天王”的事件实际上源于《春秋三传》的，故而将《春秋》大义概括为“贬天子，退诸侯”这一点。故《春秋繁露》所言的“讥天王”无疑是对《春秋》微言大义的解读，其“讥天王”的种种表现则是对《春秋三传》中此种表现的集中概括。《汉书•艺文志》所谓：“《春秋》所贬损大人当世君臣，有威权势力，其事实皆形于传，正是《春秋》“贬天子”思想的真实写照。金春峰先生则指出《太史公自序》中“贬天子，退诸侯，讨大夫”是对《春秋繁露》及《春秋公羊传》的“基本精神”的总概括，实为精辟。由此我们可以看出，“贬天子”不过是《春秋》“讥天王”的用语转化而已，其内在理念则是一致的。继承董仲舒思想而来的《史记》“贬天子“的书法，无疑是上承《春秋》之义的，并不存在相背离的情况。而后世史家失此道，无疑与《汉书》“饰主阙”之法一脉相承，遂失《春秋》之教，而此又是儒家思想的“堕退”的显著标志。
“贬天子”被视为与《春秋》之义相背离现象的产生，当是与经学家在对《春秋》大义阐释中出现相左的现象有密切联系，《史记•太史公自序》言：“《春秋》文成数万，其指数千”，对《春秋》大义的阐释恰如陈寅恪先生所谓“画鬼”之说，即“因其（经学）材料残阙寡少及解释无定之故，转可利用一二细微疑似之单证，以附会其广泛难征之结论。……譬诸图画鬼物，苟形态略具，则能事已毕，其真状之果肖似与否，画者与观者两皆不知也。”而经学家之释义，又是依据孔子思想进行阐释的，而此无疑又是与《春秋》在思想上存在着内在分歧有很大联系。故“尊尊”与“讥天王”同时并存现象的产生并不足奇。《春秋繁露•竹林》言：“《春秋》之道，固有常有变，变用于变，常用于常，各止其科，非相妨也。”可以说“尊尊”是《春秋》常态的阐释法，而“讥天王”则是变态的解读道，而太史公之“贬天子”的书法不过是此道的实际应用而已，与“尊尊”之义并不相妨。
司马迁和董仲舒的思想在很多方面是有分歧的，“董仲舒与司马迁虽然同样讲忠、敬、文三者若循环，在董仲舒是形而上学的历史不变论，在司马迁这里，则是‘物极必反’的变化发展的辩证观。”然而在对《春秋》之义的理解上，太史公则是承继着董仲舒的思想的，这点是不容否认的。
《史记》“贬天子”书法的背后，还贯穿着一条线索，即《汉书•司马迁传赞》中的“其文直，其事核，不虚美，不隐恶”的“直书实录”精神，而太史公的这种“直书”精神，思想渊源是上承《春秋》的。
尽管《春秋》“虚美者有五焉”，但是这些不过是《春秋》“尊尊”之义的外在表现形式，从其内在的思想来看《春秋》又不失为“直书”的典范。此即表现在《春秋》“五例”之教中的“尽而不污”方面，杜预注之为“直言其事，尽其事实，无所污曲。”杜氏在《春秋序》中又进行了进一步的阐释，“尽而不污，直书其事，具文见义，丹楹刻桷、天王求车、齐侯献捷之类是也。”而“天王求车”则如前文所言，是《春秋》“讥天王”的一个表现形式，在此则又成为《春秋》“直书”精神的重要例证。
从整体而言，《春秋》又是基本上符合“直书”精神的，此点在后人对《春秋》的解读上基本达成共识。《隋书•经籍志一》言孔子作《春秋》，“或直书其事，以示首恶。”朱熹指出“《春秋》只是直载当时之事”，“孔子但据直书而善恶自著”，李晚芳言：“昔孔子之作《春秋》也，心天地之心，法帝王之法，据事直书，而善恶自见。”钱大昕言：“《春秋》，褒善贬恶之书也，其褒贬奈何？直书其事，使人之善恶无所隐而已矣。”章学诚言：“夫据事直书，善恶自见，《春秋》之意也。”
“直书”精神作为自先秦以来形成的优秀史学传统，以“书法不隐”的董狐、齐太史最为典型。然而董狐及齐太史“直书”二事的记载，《春秋左氏传》又是其中重要的载体，《史记•晋世家》及《齐太公世家》对其二者的记载，大体上沿用《春秋左氏传》的文辞，不过略作文字改动而已。且孔子又是对“直书”精神比较推崇的，《春秋左氏传》宣公二年言：“孔子曰：‘董狐，古之良史也，书法不隐。’”由此我们可以说，目的在于继《春秋》而作的《史记》，其“直书”精神的来源，《春秋》之义是其中的主要成分。
故无论是《史记》“贬天子”的书法，抑或是“贬天子”背后的“直书”精神，都是对《春秋》之义的内在继承，并无背离《春秋》之义，而《史记》因“贬天子”而被斥为“谤书”，显然又难以成立，或如裴松之所谓“迁为不隐孝武之失，直书其事耳，何谤之有乎？”关于《史记》被称为“谤书”的原因，或认为与其个人的遭遇有着密切的关系，关于此点祝总斌先生指出“人的思想形成原因是复杂的，要受多方面因素制约，以司马迁的家世、教育、仕宦经历，仅凭宫刑一个因素，是无法导致他成为‘叛逆’的。”而宫刑事件对《史记》的主要影响在于其文中多怨辞，此点在《伯夷列传》及《屈原列传》两个“变体” 文中表现的尤为明显，在《史记》诸传赞中也有较为浓厚的色彩，而此却又不足以成为“谤书”。
可以说，“谤书”说等种种贬斥之论，不过是对《史记》表层次的认识，并未能从深层次中去理解《史记》中所孕育的思想理念，不免有其失矣。由此所见的《史记》与《春秋》之间，无疑存在着思想上的内在继承与演进：由此所知的太史公无疑是继《春秋》之后将“贬天子”书法付诸实践的第一人，同时又明显具有“尊经重儒”的倾向。